《奥妙无穷的语言世界》选载①

 

（编者按：我系凌步程教授的新著《奥妙无穷的语言世界》是一部融知识性与趣味性、学术性与实用性为一炉的普及性语言学著作。全书由数十个专题组成，各个专题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一脉相承。主体内容是已获学界公认的语言学知识，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在某些问题上与众不同的见解，还有作者本人具有独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书中结合论述内容收录了大量相关的史料和生动有趣的故事传说，有较强的可读性。本栏从即日起，陆续选载其中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语言概说·标点符号——书面语言的拐杖

 

引题  张德彝无心插柳柳成阴，胡适之着意栽花花烂漫

 

标点符号在今天来说，实在太普通了，连小学生都知道。不过，有一点也许很多人就不知道了，那就是现在我们所用的标点符号在中国正式登场还不到100年的时间，可以说，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出生都要比它早呢。

标点符号是怎么来的呢？这得从头说起了。

平时我们说话，用的是口头语言。在口头语言中，当句子与句子之间或者句子成分与句子成分之间需要隔开的时候，我们只须停顿一下就可以了。句子的语气语调，可以直接用语音的高低升降变化来表示。在书面语中呢，文字只是视觉符号，没了语音的帮助，我们就要用到标点符号了。人们都知道，在古时候，我们中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那时候无论是写是刻还是印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汉字一个接一个地挨在一起，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学问的人，就算是识字，也不容易判断一句一句的话该从哪里断开。所以那时候的人读书，先得从句读(“读”在此念“逗”)学起，也就是说先得弄清文章中的句子是从哪里一句一句断开的。别以为这是小事，一段话字挨字连在一起，如果断开的地方不同，很可能意思完全两样。《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说二》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也，’非有一足也。”

 

这个故事说的是，鲁哀公因为听说“夔一足”，以为是“夔”这个人只有一只脚，觉得很奇怪，就问孔子。孔子告诉他说，夔是在尧时期的一个乐官，夔通晓音律，对天下实行音乐教化作出很大的贡献。舜继位后，曾想另寻他人做乐官，尧就忠告舜说，像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够了。偏巧鲁哀公读古书不懂句读，把夔理解成了有一只脚的怪物。可见，读文章断错了地方，堂堂国君也难免闹笑话。

再看一个例子。韩愈的《师说》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有人是这样断句的：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

 

按照上面的断句来理解，李蟠爱好的是古文和六艺经传，通习（普遍地学习）的也是古文和六艺经传，这是不正确的。“古文”与“时文”相对，不像六艺经传有各科，故无所谓通习，也不可能通习；而六艺经传则是当时的必读书，内容庞杂，作为个人也不太可能各科都爱好。事实上，李蟠爱好的是古文，通习的是六艺经传，这才符合韩愈的原意。所以，正确的标点应该是：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

 

在民间，也流传不少有关标点符号的笑话。其中一个是：有一文人家中来了客人，主人小气，不想留客人吃饭，于是用纸写了一句话放在桌子上：“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他的本意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由于没有标点符号而留下了漏洞。客人知道他的意思，却又偏偏和他过不去，于是拿过那张纸，加了几个标点断开，结果这句话变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吝啬的主人只好破费了一顿饭钱。还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为富不仁的财主，过年了，想夸耀自家的运道好，便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大门口。上联是“养猪大如山，老鼠个个死”；下联是“熬酒样样好，做醋坛坛酸”。对联上本来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人们原先就对这个老财不满，看到他这副得意的样子更是气不过，于是有人偷偷地在对联上加了几个标点，结果变成了“养猪大如山老鼠，个个死；熬酒样样好做醋，坛坛酸”。这可把老财气坏了。当然，这些都是编出来的笑话，但它们说明，如果没有标点符号，或者是点错了标点，确实是很麻烦的。

那么，现在的标点符号是怎么来的呢？这里面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如果说中国古代完全没有标点符号，那也不对，只不过是那时的标点符号太简陋罢了。中国在汉代以前已经出现标点符号的概念，比如“离经辨志”，即在两句之间隔开一两字来写，或者用竖线、短横线等标示句子的完结，但是使用上并不普遍。到了两汉的时候，就已有了“句读”作为停顿标志。所谓的句读类似我们今天的断句。古人读书，一句话完了，常常在字的旁边加一个记号，叫做“句”；一句话没有完，但读时需要有一个停顿，也在字的下面加一个记号，叫做“读”。两者合称“句读”。实际上古人读书很少用“读”，主要是用“句”。所谓句读，基本上只起断句作用，和现在通行的标点符号还大不相同。原先句读的符号有“↓”和“、”两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钩识也，居月切”，“、”则为“有所绝止，而识之也，主庾切”。就是说，凡是文末可以停止的地方，就用“↓”来标记，文中有可以句读的地方，就用“、”来标示，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句号和逗号。

到了宋代，钩号变成了圆圈，标形如“○”,有大中小之分。朱熹在著《四书章句集注》时就是每章之前用大的“○”，每句之后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段落号，用“∨”或“∧”表示，画在每段末尾字的右下角，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密圈、密点加在字的右旁，强调句子的精彩部分。这一用法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还在沿用。划在人名或者地名旁边的“_________”则晚至明代出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标点符号多用来表示停顿，没有多少意义上的差别，而且没有标点的书居绝大多数。

当然，中国古代的这些符号与现代意义的标点符号相距还很远。我们现在所用的标点符号，源头在欧洲。西方文字在公元8世纪以前，只用句号。8世纪以后，慢慢出现了冒号、分号等，但使用都比较随意，没有严格的使用规则。直到15世纪末，威尼斯印刷师阿尔德·曼努齐在原有标点符号的基础上，又创制了部分新的标点符号，并规定了所有的标点符号的固定用法，西方文字的标点符号才系统化、规范化。

标点符号传入我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当时，随着新思想的传入，西洋标点也跟着进来了。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张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学生中的一员。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退役公使浦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也成为随团人员中的一名。张德彝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到了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风景、名物、风俗习惯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在1868年－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这本书现在称作《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标点的内容，这样写道：

 

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

 

虽然张德彝这段记述的本意不是在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西洋的标点符号，其中甚至还带有些许揶揄这类“劳什子”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讲解甚烦”，然而，正是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阴”，张德彝的这一无心之举，竟为将标点符号引入中国立了头功。中国人从此知道，外国人在缀字属文之际，居然还用上了这么多匪夷所思的符号！

1919年，中国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界对中国的语言文字进行了全面反思。在白话文登上舞台的同时，新式标点的需求也应时而来。胡适先生可算是新式标点符号在中国正式登堂入室的开山之祖。早在1914年，胡适就在日记里创造了一套自己使用的“句读符号”。1916年8月，胡适应《科学》杂志的邀请，发表《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全面阐述他对句读以及文字符号的理论思考。此文成了我国推行新式标点的奠基之作。《科学》杂志是一本以科学救国为宗旨的刊物，由远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赵元任和杨杏佛等人于1914年创办。胡适作为第二批“庚款生”于1910年底来至美国康奈尔大学，后来与《科学》的倡办人成了好朋友，并时常作文发表，《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就是其中之一。1918年，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正式使用了这套新的标点符号。当时还发生了这么一件轶事：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胡适特意送了一本给国学大师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在两人名字旁边各加了一条黑杠符号。当时标点符号还不是法定的通行物，胡适的这种做法属标新立异之举。章太炎看了之后，很不明白胡适为什么要画这个符号，他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非常恼怒，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等到发现胡适的名字旁也有黑杠，这才觉得应该不是什么让人难堪的东西，于是息事宁人。

继《科学》杂志之后，《新青年》杂志成为宣传新式符号的重地。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鲁迅等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都为新符号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19年4月，以胡适为首，包括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在内的六教授，非常不满“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于是，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他们提出了《方案》，要求政府颁布通行“，。；：？！——（）《》”等标点。11月底，胡适对上述方案作了修改，把原方案所列符号总名为“新式标点符号”。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由北大六教授联名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成了语言文化发展史上值得记录的一笔。从此，标点符号成为汉字在书籍报刊中须臾不离的兄弟。此后，为适应实际需要，标点符号有所增加。1995年12月1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这是我国最新的标点符号用法的法定标准。（编者注：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GB/T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已代替GB/T15834—1995《标点符号用法》，于2012年6月1日实施。 请注意参阅。）

标点符号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所用的标点符号也要作一些必要的修订。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常用的标点符号有16种，分点号和标号两大类。

点号的作用在于点断，主要表示说话时的停顿和语气。点号又分为句末点号和句内点号。句末点号用在句子的结尾，有句号、问号、叹号三种，表示句末的停顿，同时表示句子的语气。句内点号用在句子中间，有逗号、顿号、分号、冒号四种，表示句内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停顿。

标号的作用在于标明，主要标明语句的性质和作用。常用的标号有9种，即：引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着重号、连接号、间隔号、书名号和专名号。

标点符号的位置也有讲究。句号、问号、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和冒号一般占一个字的位置，居左偏下，不能出现在一行之首。引号、括号、书名号的前一半不能出现在一行之末，后一半不能出现在一行之首。破折号、省略号都占两个字的位置，中间不能断开。连接号和间隔号一般占一个字的位置。这四种符号的位置均居中。着重号、专名号和浪线式书名号标在字的下边，可以随字移行。

如果是直行的文稿，标点符号的使用与横行文稿有所不同。句号、问号、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放在字下偏右处。破折号、省略号、连接号和间隔号放在字下居中处。着重号标在字的右侧，专名号和浪线式书名号标在字的左侧。直行文稿的双引号和单引号要分别变为“﹃﹄”和“﹁﹂”。

标点符号已经成为书面语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面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用错了可要坏事的哟!

 

附录资料

【阅读欣赏】

●原来，《论语·泰伯》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历来有几种断法。传统的断法只是在中间一断，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说：“老百姓只可让他们按上面的命令去做，不可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过去对儒家持批判态度的人，都认为这是孔子主张搞愚民政策。……

此外还有两种断法，反映了尊孔者的观点。其一是断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清末宦懋庸的《论语稽》说：“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宦懋庸的解释，正好与这种断法相吻合。按照他的理解，孔子并没有搞愚民政策，只是按民智的不同，施政时有所区别而已：老百姓可用的，就让他们自己去做；不可用的，也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不用。

其二是断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法，据说是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他们说：孔子是绝对民主的。他认为，老百姓每个人的知识都高了，就可以实行民选制度，给他们政治自由；如果还没有达到水准，就教育和训练他们，使他们能够知道。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说得这么开明，这么好，似乎过于美化了。　　（金文明《语林拾得——咬文嚼字精选》67-6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评介：由于原文没有标点符号，古文中后人因断句不同而致理解不同的例子不少。此即一例。相比之下，此句传统的断法较为可信。］

●某中学的一次语文测验中，老师将唐代诗人杜牧的七言绝句《清明》不加标点地写在黑板上，让学生标点。绝大多数学生按原诗标成：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可是有两个学生与众不同，一个把原诗变成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小令”：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另一个把原诗变成一出“小戏剧”：

[时间]清明时节。

[布景]雨纷纷。

[地点]路上。

[人物]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引自罗康宁《艺术语言和语言的艺术》)    

[评介：文字是菜肴，标点是调料。调料不同，滋味迥异。谓予不信，请看上例。]

●标点也是言语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和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原句（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相比，只不过少了三个逗号，但是鲁迅先生强烈的悲愤之情却几乎全然不见了。又如“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比之原文“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情味也完全走样了。一位中学老师说得好：“《荷花淀》中水生把参军的事告诉妻子后，水生嫂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这个句子里的句号就不能改为逗号。如果改为逗号，那么水生嫂支持丈夫参军是假，拖后腿是真；采用句号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水生嫂深明大义，支持丈夫参军；另一方面又需要丈夫的理解，需要丈夫的爱怜。前者刁滑，后者温柔多情。”（袁文忠《语文教学与语文情境》，《语文学习》1992年第1期）一个句号与一个逗号的差别竟反映出两种人格的对立，言语形式确实不能小看。　　（王尚文《语感论》25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评介：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但它只是一种视觉符号，因此，当我们用这种符号把语言记录下来的时候，有声语言中非常重要而精彩的语气语调却无可避免地丢失了。标点符号，就是用来弥补这方面的损失的。遗憾的是由于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的本质不同，要想把这方面的损失全部补偿回来是不可能的，只能补回部分损失罢了。尽管如此，标点符号依然十分重要。运用得当，可以尽可能还原话语的本来面貌；运用不当，或者故意捣鬼，就有可能篡改原意。所以，标点符号的作用不可小觑。]

●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有一次举行宴会，宾客济济一堂。但客人们在客厅里等了很久也不见主人到来，大家很着急。后来，王尔德匆匆忙忙赶来了，急急忙忙向客人施礼道歉。客人问他干啥去了，他回答说：“在修改诗稿。”客人又问：“这么大半天，一定做了不少工作吧？”王尔德满意地笑着说：“我做了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先删去了一个逗点，但后来经过反复思考，又把它加进去了。”  (摘自单奇《一个逗点》，原载2007年第11期《智慧》)

［评介：一个逗点的取舍竟让王尔德如此费尽心机，可见大作家对标点符号的重视。］

●一次会上，郭沫若拿出一张字条，上有一段古文，他请在座的朋友标点。这段文字很简单：“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在座的朋友提供了四种答案：

一、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二、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三、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四、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这段话到底该如何标点？    (贡树铭《郭沫若的试题》，载2001年第4期《咬文嚼字》)

［评介：原文出自《孟子·滕文公上》。作者给出的参考答案是第四种。意思是：“舜是什么？是人；我是什么？是人。有作为者也应该像他那样。”古文没有标点，读古书首先要学句读。句读不通，难解真意。何以见得？此例可证。］